了个弯到了这里，带着那个山口的土和雪粒的气味。我站在风里能认出来。“
五月上旬薛朗收到了郭胜豪从阿克苏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他在红其拉普探亲时拍的——沙柳的新芽已经全部舒展开来，嫩绿的叶片缀满了枝头，在阳光下泛着一层细碎的亮光。草帘子已经撤了，树根周围的土是新培过的，看着有人照料过的痕迹。
照片背面写着：“朗哥，排长走了之后王副排长接手了沙柳，每周浇一次水。这棵树今年长了很多新枝，比我走的时候密了快一倍。我给排长寄了一封信，告诉他沙柳春芽的情况。他回信说'替我看好了'。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寄给你看。“
薛朗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正面，沙柳在春天的光里显得精神饱满，枝条舒展，比冬天时多了许多生气。他把照片压在玻璃板下跟其他照片并排放着，沙柳的绿叶跟旁边郭胜豪在胡杨林的合影隔了一年多的距离，但树都是同一棵，只是长了一截。
他当晚给郭胜豪回信时提了一句：“照片收到了。沙柳长得好。明年春天你再拍一张寄来，我要看看它一年能长多快。“写完信他又想了一下，在末尾添了一行：“排长的回信里只写了'替我看好了'四个字？他话还是那么少。挺好的，说明他下山了也没变。“
五月中旬薛朗把“三代人“的稿子正式定稿了。三章共计约六万字，他把稿纸逐页编号，用牛皮纸封面装订好，封面上用工整的字体写了标题《站在山口的人》。跟《红其拉普的信》的浪漫不同，这个标题朴素直白，像一块立在路边的界碑——不装饰，不煽情，就是告诉你这些人的位置。
稿子寄往BJ那天薛朗把它放在邮局柜台上称重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跟之前寄稿子时不太一样的感觉。之前每次寄稿都有一种“交卷“的紧张，而这一次更像是在做一个托付——把这些人安稳地交出去，让纸页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邮局阿姨贴邮票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又是寄稿子啊“，薛朗应了一声。阿姨说“你这都出版过了还写啊“，薛朗笑了一下说“还写，还在写“。
从邮局走回宿舍的路上，阳光在五月的喀什已经有些烫人了。街边的槐树开了一串串白花，香气从头顶落下来铺满整条路。薛朗走在槐花底下，脚步比平时轻了一些。口袋里那枚红纸鹤——他从哨所带回来之后一直随身带着——隔着衣料贴着他的腿侧，纸质的触感柔和而稳定。他在槐花的香气里走回了宿舍，推开门的时候窗台上的吊兰又垂了一截新藤，末端的卷须正好搭在窗框边缘。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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