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法的推行中，反对派的理由多就实际人事而言而不是整个法规。比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推行中的弊端导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转而反对变法，比如吕公著、程颢、苏辙等。而像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反对王安石的朝官，是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这样多样化反对王安石的原因，正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从设计到执行都是弊端丛生，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准备。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北宋制度的表层问题。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王安石去政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法的意识，只是在新的一套体系下开始继续尸位素餐。从短期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帮助北宋暂时改善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地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并向皇帝个人**独裁转化。台谏官由制约皇帝或大臣违法的机构，蜕化为御用工具，这就为权臣的出现敞开了大门。“一道德”，实际上是以思想上的**主义取代百家争鸣。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实用主义的用人之道，使蔡京、王黼之流纷纷上台，官场风气空前恶化，贪污**同益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将他贬斥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也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熙宁四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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