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三衙到底有没有名册上那么多人，这钱有没有发到领饷的士兵手里，钱到底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一无所知。
禁军其实还是当年五代军阀时的那个禁军，不过宋之前是他们自己收军费，现在国家养了一帮文官帮着收军费。以前想要钱了禁军自己提刀去找老百姓收，现在是提刀‘逼’着文官政fǔ去收，如果这叫文治，这种文治也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
国家‘花’钱养兵，这兵是用来打仗，可这兵又不能打，最大的本事是抢自己人，这问题可就大了。从太祖时候定下来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军事目的与政治目的那个时候是契和的，对南方的割据政权几乎是秋风扫落叶一般，基本完成了中原的统一。太宗继位，打北汉就信心不足，等到伐契丹便一败再败，对党项，对‘交’趾，几乎无一不败。等到了这个时候，军队的利益便就与国家利益渐行渐远，矛盾也越来越大。
文官慢慢掌握主动权，有一个过程。所谓权，最重的无非是人事和财政，主动权的变化也围绕在这两方面。太祖的时候军队本身掌握财权和人事权，后来杯酒释兵权，决策权慢慢收到了皇帝手中。到太宗的时候达到顶峰，那时禁军里的指挥使以上，领着几百个人的军官，都是太宗亲自策问试武艺，亲自任命的，文官无从过问。
到真宗之后人事权慢慢向文官政fǔ让渡了一些，最明显的就是枢密院开始使用文官并慢慢以文官为主，并成为常制。但这个人事权仅仅是建议权，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徐平提出预算制度，是要动军队的财权了。财政的绝对大头在军费，不能够动军队手里的钱，改革就只是小孩子过家家。想到这一点的，都沉默不说话。
张士逊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只好道：“枢密院这里也没有大难，版籍现成都有，历年养军之费无非是那样的数字，总起来‘交’给三司就是。”
徐平道：“枢使，有了预算，必然就有决算。到了年终，钱是不是按照预算‘花’的，怎么‘花’的，到底‘花’到了哪里去，可是要查清楚的。”
张士逊摇了摇头：“依往年惯例，这些事情枢密院可是做不了。钱如何‘花’，一向都是统兵官一言而决，军里统兵官不识字的人为数不少，他们怎么可能做得来这件事？”
晏殊道：“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禁军中身居高位之人，随身仆役也绫罗绸缎，甚至芒鞋丝袜，奢侈比于富贵员外。而普通士卒，到手钱粮常被克扣，衣食不继的人不少，怨言载道。如果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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