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评来决定。因为大儒往往落榜，就愤愤不平地说科举制度不公平，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中了进士的大儒，比如历史上的朱熹，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秀的官员。强行把选拔考试改成能力考试，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最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员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徐平选择李觏，已经让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要立万世法，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如汉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刘晏，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往往人亡政息。另一个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却一直流传，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想，很多都来自法家。韩非把工商列为“五蠹”，商鞅认为学者、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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