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长，我最近在想一件事。“薛朗端着茶杯说。
“嗯。“
“我在想，要不要把自己在边防这几年的经历写成一本长篇。不是之前那种短篇集和书信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整个经过从头写到尾。“
钟启东看了他一眼，没有马上回答。他拿起茶壶把两人的杯子续满了，放下茶壶的时候说：“你从雪窝里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写。你第一次开枪的时候心跳多快，你写。胜豪趴在马背上你背他回哨所那段路怎么走的，你写。写完了就是长篇。“
薛朗握着温热的茶杯点了点头。他刚来红其拉普那年以为自己要写的是《红高粱》那样借来的故事，后来写了六人像，写了信，写了三代人，现在终于要写自己了。不是写小说里虚构的那个“新兵“，而是写下薛朗这个名字在帕米尔上踩过的每一串脚印。他端着茶杯看着花圃里被杏花染了色的郁金香，想着那本长篇的标题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个字——在他刚到哨所那年在笔记本扉页写下过，后来被划掉了又重写过很多次的字，但始终没有真正用过。那个字就是“雪“。从雪开始，也在雪里找到落脚点。
“那就写吧。“薛朗说了一句像是回答排长也像是回答自己的话。
钟启东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搪瓷杯沿相碰发出清脆的一声响，跟当年在值班室碰杯的声音一模一样。薛朗把杯沿贴了贴嘴唇，热茶的温度隔着瓷壁渗进来，跟五年前那个雪夜里接过第一碗热汤时的温度叠在了一起。
回去之后薛朗没有马上动笔。他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工作——把五年的笔记本从头翻了一遍，按时间线梳理出主要事件的顺序；给郭胜豪打了电话确认几个记忆模糊的日期；给哨所写信问王宗汉某年冬天煤的消耗量（他说“谁记得那玩意儿，你按每年十吨写行了“）。他把所有材料摊在桌面上，编年表列了三页稿纸，该问的细节都问到了，该查的日期都核对过了。
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他坐在书桌前正式开了头。第一句话他想了很久，最终决定用最简单的那种：“红其拉普的雪从十月开始落，到次年四月才化。“他在那个句号后面停了一下，看着那行墨迹在纸上慢慢干透。然后他接着往下写，手速不快不慢，把第一个哨所的冬天在纸页上铺开来。煤油灯的光、炉火的温度、第一碗热汤在喉咙里留下的暖意、窗外风雪的嘶鸣。那些场景他不用费力回忆，笔尖碰到纸面的时候它们就自己浮出来了，像冻了很久的河在春天开了口子，水沿着裂开的冰缝往低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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