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片段是钟启东在库房说的那几句“走不了“的缘由，他想了很久该怎么落笔才不会显得刻意。最后他决定不用直接引述，而是把它化成一个“一个在山上守了十一年的老兵在修煤油灯时随口说的话“。他把这句写进了正在构思的一篇新散文里，题目叫《三盏灯》，写的是煤油灯、信号灯和边境线上远远望见的城镇灯火。三盏灯各照一方，煤油灯照一间屋子，信号灯照一条山谷，城镇灯火照一座人间。而那个修煤油灯的人是三种光亮之间的连接线。
这篇散文他写得不快，来回改了四稿，每一稿都比上一稿少几句抒情多几句描述。最后定稿的时候全篇大约四千字，他寄给李建国的时候附了封信说“这篇比上一篇更贴地一些，你看看是不是“。李建国的回信十天后到了，说“这篇是你目前最好的一篇，有一种不忙着表达什么的从容，灯就是灯，人就是人，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它们之间的关联“。
薛朗把这封回信也压在了玻璃板底下。玻璃板上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哨所的两张合照、李远行的速写、总政治部的约稿函、李建国的回信、郭胜豪那幅歪歪扭扭的字帖。它们挨挨挤挤地并排躺在玻璃下面，像一面小小的墙，每一块砖都从不同的方向给他顶着。
三月底的一天，赵明远忽然找到他，说军区政治部计划编一本《南疆边防故事集》，全疆各个边防单位都要报送作品，让薛朗挑一两篇自己最满意的稿子交上去。“你的《山口北望》和那篇新写的《三盏灯》都不错，争取选进去。“赵明远说这话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跟薛朗一起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正在返青的白杨树。
“好。我整理一下，下周交。“
赵明远点了点头走开了。薛朗站在窗前多看了两眼院子里的春色，白杨树的枝条上已经顶出了细小的嫩芽，绿茸茸的一串串，在风里轻轻晃。他想起红其拉普的沙柳此刻大概也开始泛柔了，钟启东莞水浇下去的土地松着，再过一个月草芽就要从那些缝里钻出来。他站在喀什的窗户跟前望着同一片春天的方向，心里没有了那种“隔得太远“的空落，反而是觉得——春天这东西，它在哪儿都差不多。红其拉普的春天晚一些、小一些，但该来的总会来。
四月中旬，薛朗收到了一封不期而至的信。信封上的字迹他不认识，收件人地址是宣传科转交的。拆开来先掉出一张剪报——《解放军报》文艺副刊上刊登了一篇短评，标题叫《从红其拉普吹来的风》，署名是一位副刊编辑。文章不长，以《山口北望》为引，顺带提到了边防题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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