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黄巾降卒来抵御鲜卑大单于和连可能的攻击，在政策上是毫无问题的，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因为这些黄巾降卒本来便是成建制地投降，其最基层尚保存着固有的秩序。他们中绝大多数本来便是一起逃难的灾民，因此多是同乡相聚在一起组成的管理模式。而当郭斌将他们招降后，为了便于管理，便保留了其最基层原有的管理秩序，从而形成了类似于中原地方乡老之类的社会阶层。
待他们到了塞外三城，张世平与苏双便也以这种组织方式为他们分发宅基地，因此这些黄巾降卒虽然是到了新地方，其周围的人却还是原来熟悉的面孔。只不过，因为他们始终是曾经叛乱过的降军，对其管理便愈发严格，除了将最基层的管理阶层保留之外，中上层的管理人员则全被调遣到了阳翟县中，与这些基层的士兵分隔开来。
而塞外三城中施行军事管制，这些黄巾降卒的粮食与衣物的配给、住房分配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其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除非有重大事项，不得离开塞外三城三十里外，否则视同叛逃，一旦抓住，定斩不饶。其实在古代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但凡是有点固定资产的农民都是被圈禁在土地上的，他们也没有那个闲心出去旅行。什么诗和远方，不存在的。
因此，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对于投降后的黄巾降卒日常生活的影响基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反而郭斌实行的粮食配给制度，却实实在在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较之连树皮草根都填不饱肚子的中原，能有粮食吃便实在是再幸福不过的了，便是在塞外苦寒之地又如何？
除了在自由上受到限制，这些黄巾降卒还需要在闲暇时间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的内容极为简单，便好像后世的新兵营训练一般，最多的便是队列队形的练习。不要小看这种练习，它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科技已经如此发达，甚至可以完全依靠远程操控便能完成战争的时代依然没有被放弃，是因为其在军队纪律性的训练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当士兵习惯于听从长官的命令，在战场上便会形成极高的行动力，这种行动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对命令的执行力。在血肉翻飞的战场上，害怕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情绪，而当训练有素的士兵们听到长官明确有力的指令并依照执行时，便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情的过度紧张，从而极大地避免了因操作失误所产生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因紧张害怕而形成的浑身无力。
因此，当初郭斌在给张世平与苏双二人的信中，很是强调了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并且专门让陈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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