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多少?”
南次郎伸出两根手指。指腹上是厚厚的茧,那是几十年握拍打磨出的铠甲。
“差两分。”他说,“每一盘,都差两分。抢七到六比六,我赢不了那最后两分。局点四十比三十,我拿不到那制胜的两分。”
他停顿了很久。工具房外传来夜虫的鸣叫,一声,又一声。
“那两分,”南次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就是你缺的那百分之十五。”
越前的手指猛地收紧。那颗笑脸球上的裂痕硌着掌心,尖锐地疼。
“......什么意思?”
南次郎没立刻回答。他弯腰,从铁盒子里抽出那本复健笔记,翻开其中一页,手指抚过上面潦草的字迹——那是他二十五岁时写的,关于如何在左膝切除半月板后重新学习走路。他又扔回去。然后他卷起左腿的裤管,动作很慢,像是在揭开一道陈年伤疤。他指着膝盖上那道凸起的疤痕,指尖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某种压抑已久的情绪。
“二十岁的我,”他说,“这里还没碎。或者说,碎了,但我不知道怕。”
他的手指重重按在那道疤上,按得皮肤发白。
“那年法网半决赛,红土场。我的左膝半月板已经裂成了三瓣,十字韧带每走一步都像有人用刀子在割。医生说我应该立刻手术,否则这辈子别想再打球。但我上了场。第一盘,我像个疯子,每一次滑步都把自己扔出去,不管落地时膝盖会不会碎成渣。我眼里只有那个球,只有对手的喉咙。我要赢,哪怕代价是下半辈子坐轮椅,哪怕四十岁要在轮椅上度过。”
越前的喉咙发紧。他想起母亲伦子那天在工具房外,手里拿着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南次郎第147天的核磁共振胶片,显示着三枚钢钉的植入位置。她早就知道这一切。她保存着那个铁盒子,像保存着一颗定时炸弹的引爆器。
“那百分之十五,”南次郎盯着儿子的眼睛,一字一顿,“就是那种不要命的疯劲。是‘去他妈的明天’,是‘哪怕此刻我烧成灰,也要在这一秒把对手撕碎’的野蛮。是纯粹的、自私的、毁灭性的求胜欲。二十岁的南次郎,是个亡命徒。”
他松开手,裤管滑落,遮住了那道疤。但越前知道,那三枚钢钉还在里面,永远在里面,随着他每一次起跳而哀鸣。
“现在呢?”越前问,声音干涩。
“现在?”南次郎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疲惫的温柔,他拍了拍左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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