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应该热爱劳动或者努力去爱。”
而阿兰·巴迪欧感慨：“这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位于这两个词之间。”
《隐入尘烟》展示的，恰是这样一种命运，挣扎在必要性的生存和非必要性的爱之间。恰恰在一些疏于规划的沉默瞬间，观众好像看见了庶民们在说话。
而且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完整地落进了黑暗中的耳朵里。
我们躲在信息的同温层里。
共情从未如此容易，因为似乎大多数普通人都有物质上的不知足、不够用，都经历过或经历着不得已的时刻，以至于一些“不公平”的火星就可以轻易点燃民愤、星火燎原。
共情又从未如此艰难，因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有想象力不能穷尽的艰难。
这种割裂在今天特别明显，但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专有。
比《隐入尘烟》更早的是第六代，再早的是第五代。
只是，我们还是难免因为感受到人和人的不相通而感到悲观。
也许，共情天然是有边界的。
这种边界导致人们只能相信与自己的处境和信念相似的事物。
再退一步说，即使是共情了，然后呢？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也许同温层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狭窄。
而影像仍然拥有这样的力量，尤其在这个踯躅前行的时代，为部分人打开一扇通向未知和真实的窗。
很多人把《隐入尘烟》定义为一部“扶贫电影”。
大概意思也是，在认知之后，才可能发生其他所有的事情。
据豆瓣网友@梅川酷子对《隐入尘烟》武汉场映后谈的记录，李睿珺谈到了中国电影市场：
“一个电影市场，它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才是正常的，一个市场的健康最重要是多元，比如说我们进到超市，超市就是有多种物品，可以让不同的受众去选择。方便面，有一块的，有五块的，甚至你有钱可以买十块的。但是假如说这个超市只卖一种方便面了，这是专卖店，不是超市，那它就不是个市场，那个市场其实就萎缩、死亡了。”
从电影生态的层面来说，《隐入尘烟》的意义之一，也是作为一盒不合时宜的泡面挤进了这间近来有些门庭冷落的小卖部。
它不是最受欢迎的，也不是话题度最高的。它存在在那里，像倏而跑进鞋子里的石块，不断提醒着你，在同一片土地上还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生活着，和你呼吸着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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