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孙教授的徒弟，想要编撰一本有关民国报社媒体历史变迁的书，所以想要寻访民国时期那些当过记者的人的后代。
上周末，吉时去找到那位廖女士，她倒是挺配合，虽说不知道自己祖上的廖琨是不是当记者的，但也给吉时展示了她家的传家之宝，古董照相机，说是祖上留下的，说不定就是廖琨当年采访拍摄用的相机。
可是光有相机有什么用啊，又没有胶卷。吉时挺失望地鉴赏人家的老古董，结果意外发现了相机上的一串编号，上网一查，这是外国货没错，但是出产年份是1956年。
吉时没拆穿，1956年的进口货，也可以当做传家之宝嘛。总之上周末的那趟，等于一无所获。但今天这趟，吉时有预感，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昨天预约的时候，这位廖方南显然是有料，一点没推辞，直接叫吉时上门详谈。
廖方南是成功企业家，是做网站的，某种程度而言，他跟廖琨是同行，都是媒体人。他会不会是继承了家业呢？
书房里，廖方南客气地请吉时坐下，询问吉时为何会知道廖琨这个名字。
吉时既然自称是孙教授的学生，那么尚城日报社社长刘非就是他的师兄。吉时说，他曾拜托师兄查看了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得知了廖琨这个记者，对他产生兴趣，所以想要寻访廖琨的后人。
廖方南颇为自豪，直接承认：“没错，我的曾祖父就是那个曾经在尚城日报社当记者的廖琨。”
吉时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下，可算是让他给找到了。
吉时掏出录音笔，很恭敬地说：“您的曾祖父可是传奇记者，您能讲讲有关廖琨前辈的故事吗？”
廖方南替廖琨谦虚，摆手笑着说：“什么传奇记者啊，也是时代背景下一个悲情小人物而已。”
“悲情？这话怎么讲？”吉时好奇，廖琨后来也有故事？
廖方南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祖父廖琨的确是尚城日报的首席记者。廖琨人脉广，为人圆滑，很讨尚城名流圈的喜欢，深得领导重用。
只是好景不长，廖琨的职业黄金期在1934年，因为一则报道，一宗命案，画上了句号。从那以后，廖琨的地位一落千丈，比报社里的新人记者和打杂也好不了多少。廖琨心高气傲，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一气之下辞职了。
辞职后的廖琨一直走背运，去贸易公司打工，瞧不上老板的资本金嘴脸；自己开了个杂货店，不愿意接待日本人；不得已又回去报社，只能得个送报的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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