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改漕运为海运是崇祯十二年，那时却已是为时已晚。
朱翊钧笑了一笑，点出张诚话中的逻辑矛盾道，
“既然这些漕丁本就受制于漕运，甚至因漕运而倾家荡产，那他们怎么会反倒会跟着那些官吏去维护漕运呢？”
张诚淡笑道，
“皇爷，这漕丁倾家荡产，和漕丁维护漕运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保四百万漕粮足额到京，一旦运粮船只沉没，或是漕粮纳仓不足米数，则要漕丁买粮赔补，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则借欠债积。”
“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常常揽运货物，沿途交易，以期厚报。”
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虑，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百姓的唯一一项好处。
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朝廷对这部分交易几乎不收商税，运河沿岸的城市便随之出现了集市和商贸中心。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按照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
利润如此可观，也难怪漕丁们不肯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
张诚又道，
“皇爷，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并非虚言。”
“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次年四、五月份启运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
“除了在运粮之时沿途贸易私货，他们再无其他办法补贴家用，倘或皇爷改了海运，这些漕丁漕工虽然没了负担，但同时也没了生计。”
朱翊钧道，
“你说得这些朕都知道，听说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还结成了‘漕帮’，本事也不比那八省的大小官吏小。”
张诚道，
“他们结成‘漕帮’，其实是为了应付运河沿途盘验的官吏，这船上的货带得多了，运来的粮米就少了，因此一旦漕军违规载物，则就地没收货物并加以处罚。
“而这运河一路，大小官吏可谓不可胜数，总兵官、巡按御史、督押御史、巡盐御史、巡河御史、沿河各兵备、各府州的管粮官员、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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