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联合大西军，对郝永忠、忠贞营等大顺军余部忌恨甚深，而倾心倚靠的永历朝廷文官武将平时骄横躁进，一遇危急或降清或逃窜，毫无足恃，已经感到前途渺茫了。
其次，根深蒂固的儒家成仁取义思想也促使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与其趁清军未到之时离开桂林也改变不了即将坍塌的大厦，不如待清军入城后，以忠臣烈士的形象博个青史留名。尽管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入空门、藏之深山的所谓遗民更高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
明末的怪象不单单是这些大臣，南明鲁王时曾派水军都督周鹤芝派使者到日本萨摩藩求援，这也是南明第一次向日本乞师。此后在1646年、1647年的两年间，南明先后三次派出使者向日本求援，但这些求援都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 直到1659年，南明最后一次向日本求援，这次的使者是朱舜水，他也没有成功。不过朱舜水留居日本，成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座上宾。
除了向日本求援外，南明还有一个更为荒诞计划，找远在欧洲的罗马教皇（现在改称教宗）帮忙。事情发生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统治期间，这时候南明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到南方，与西方殖民者产生了联系，加上宫廷中有一些改姓天主教的太监，因此向西方求援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时候永历皇帝的妻子、母亲、儿子都改信了天主教，而且取了教名。比如王皇太后取圣名赫烈纳，马皇太后取圣名玛利亚，皇后王氏取圣名亚纳，皇太子朱慈恒取圣名当定，宫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教堂。皇室改信天主教，这绝对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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