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号是一条两万四千吨的散货船，霍氏船队里年纪最大的一条，也是资格最老的一条——老到船身上的漆都补过七回，可机舱擦得能照见人影。
船长姓周，五十多岁，跑中日线二十年。上船第一天，他把炜杰请到驾驶台，递上一杯茶，开门见山：
“霍老先生交代过，这条船上，炜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有一个请求——到了日本，岸上怎么走，我听你们的，水上怎么开，你们听我的。”
“成交。”
十月十四，安庆号解缆。
船出港湾的时候，四个人都上了甲板。关小山是头一回出海，晕船，扶着栏杆还硬撑着看，小杜站在船尾，看着海岸线一点点退下去，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我那年去大阪，是坐货仓边上偷渡似的过去的。回来时候，站在甲板上想——啥时候能堂堂正正地再坐一回这条线。”
他顿了顿，笑了：
“想不到真等到了。”
海上三天。
白天，炜杰在舱里跟夏瑾寄来的《东京商社关系图》死磕，把三共商事的关系网背得比自家亲戚还熟，晚上，听周船长讲日本的码头、日本的雨季、日本商社的酒桌。周船长最后总结：
“日本人谈生意，酒桌上不谈生意。酒桌上只谈一样——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他们把生意交给你。”
第三天傍晚，船靠神户。
名义上是补给，停六个小时。炜杰破例准了假，让小杜下船去转一圈。小杜去了三个钟头，回来时眼睛有点红，手里拎着一袋烧肉。
“去了原来站过的那条街。”他说，“厂子还在，门口换招牌了。我在马路对面站着，把烧肉吃完了。”
“没进去？”
“不进去。”小杜咧嘴一笑，“等我哪天跟着炜总签完大单，穿着西装再进去——让他们看看，当年被他们使唤人，如今是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买方。”
船再启锚，第三天清晨，进东京湾。
夏瑾在码头上。
米色风衣换成了深灰色，头发剪短了，手里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两个字：延中。看见四个人从舷梯上下来，她迎上去，先跟炜杰握手，握完了，手松开，指尖在他掌心里极轻地碰了一下，快得像错觉。
“酒店安排好了。交流会后天开幕，组委会的日程表、出席名单，昨晚刚拿到。”她一边走一边汇报，语速还是香港楼梯间的那个节奏，“三个消息。一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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