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彩那天，赵承业穿着新工装，在第一批骨干墙前亲手扶着老爷子站上观礼台。老爷子仰头，看见墙上头一排第一个名字，看了很久，扭头对儿子说：
“字刻得好。”
“爹，那是照我身份证描的。”
“我说刻得好，就是刻得好。”
九月末，霍氏的船“安庆号”挂出了首航预告：香港—神户—东京，十月中旬，首舱有主。
船期定下那天，森田的第二封信到了。
还是钢笔字，还是那页私人信笺，只有三行：
“炜先生：行业交流会，敝社忝列主办方，恭候大驾。另——先生所问之戏楼，已扫尘三日。老朽在楼中备茶，茶是好茶，楼是旧楼。来与不来，楼都在。——森田一郎”
信在贸易部传了一圈，没人说话。
小杜最后开口：“炜总，这回呢？去还是不去？”
炜杰把信折好，收进贴身的口袋——和老爷子那幅一掌大的照片，放在了一起。
“去。”他说，“交流会照开，生意照谈。至于戏楼——”
他顿了顿。
“到了东京，先看看他的戏，再决定喝不喝他的茶。”
十月初五，启程前夜。
炜杰回到家，灶上是帮工阿姨留的饭，炜守拙坐在堂屋里，就着灯，把那床新缝的棉褥又检查了一遍针脚——北方十月，东京比北方还冷，老爷子执意让儿子带上家里絮的棉。
“爹，宾馆有暖气。”
“暖气是暖气，棉是棉。”炜守拙头也不抬。
缝完最后一针，老爷子咬断线，把棉褥叠好，捆上十字带，忽然开口：
“见了那个人，替我问一句话。”
“您说。”
“问他还记不记得——”炜守拙抬起眼，灯光下，那双眼睛亮得惊人，“一九六六年，雪地里，有人跟他们说过：石头是有主的东西。”
次日清晨，天没亮，县城火车站。
代表团一行四人，行李不多，那只捆十字带的棉褥最扎眼。站台上，祁守业、方鹤年、赵满仓——提前从南方赶回来的——都来送。没有横幅，没有照相，就是几个人站着，看着火车进站。
汽笛响的时候，方鹤年忽然扒着车窗喊：
“炜总！记住喽——手快好教，心不静不要！他们心浮，你替我盯着！”
火车动了。炜杰隔着车窗挥手的工夫，瞥见站台尽头站着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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