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庭当晚，县城的茶馆就炸了。
“六六年，往外国送矿样？！”
“二十支岩芯管啊，那得值多少……”
“我说白建功怎么二十八年不倒，敢情他后头站着的是外国人！”
“嘘——小声点，这话也敢乱说！”
第二天，省报的内部参阅件就摆上了省领导的案头，标题起得极克制：《延河流域一九六六年矿样移送问题初查》。办案机关反应极快：封存省地质局六五至六七年的全部出库档案，调天津港六六年冬的港口作业记录，一系列手续在三天内全部走完。
可白建功的律师团，也在这三天里动了。
第三天下午，省城一家晚报登出一篇没署名的“特约评论”，标题很刺目——《一个死囚的临终攀咬？》。文章写得极有技巧：先讲商敬亭“即将面临数罪并罚、极刑难逃”，再讲他“为求立功、孤注一掷”，最后落在一句阴阳怪气的话上：
“……一个把假话说了一辈子的人，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番话，究竟有几分可信？历史不容编造，更不容为了一个死囚的减刑指标而编造。”
稿子一出，半天之内，省电视台的读者来信栏目就接到了十几个“群众电话”，口径出奇地一致：商敬亭的证言是“死囚攀咬”，白建功案“疑点重重”。
“有组织的。”陆则明把报纸摔在桌上，“这哪是舆论，这是放风。判决还没下来，先把商敬亭不可信钉进公众脑子里——判重了，是民意不服，判轻了，是他们赢了。”
“他们打商敬亭，因为商敬亭是咱们证据链的锁扣。”炜杰说，“锁扣咬断了，前面石青山的证词就成了孤证，整个案子就得发回重审——重审一年，白建功在里头多活一年，外头的人多一年时间翻案。”
“那怎么办？咱们也找报社？”
“不找。”炜杰摇头，“跟他们打对台，就掉进了他们的戏里——明天你说我我说你，读者就晕了。咱们不打口水，咱们把纸面打满。”
……
当天晚上，夏瑾的稿子见报了。
不是评论，不是通讯，是一篇整整两个版面的庭审实录——从石青山捧着日志举过头顶写起，到“数，只记真假”写起，到商敬亭那句“账房先生的账，不能让旁人代记”收尾，一字褒贬不加，全是实录。
可妙就妙在，全文不加一字评论。
白建功律师团那篇“特约评论”阴阳怪气的每一句，在实录里都有现成的回答：文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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