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商敬亭“假话一辈子”——实录里放着他“我不敢”三个字和整整一页的自陈；文章暗示证言是“减刑指标”——实录里放着他“我图的是把账当着法官的面读出来”的原话。
读者自己会判断。报纸发行的第二天早上，报亭的零售卖脱销了，晚报加印了一次。
省报的资深老编辑在给夏瑾的稿件签发稿纸上批了一行字，后来被分社当稀罕事传了很久：
“此稿之后，本省再无特约评论的立足之地。”
……
同一天的傍晚，夏瑾从香港打来电话。
“炜杰，托运单的事，我托分社一个跑口岸口的旧同事查了天津港的公开档案——六六年十二月，延河流域勘探队的名义，从天津港走了一批地质样品，二十箱，走的海运。”
“收货方是谁？”
电话那头静了一秒。
“三共商事。”夏瑾一字一字地说，“跟在深圳给你们添乱、在大阪给商其瑞放贷的，是同一家。二十八年，人家根本就没换过牌子。”
炜杰握着话筒，半晌没有说话。
“炜杰，还有件事，你得有准备。”夏瑾的声音低下来，“托运单的原件，在东京。天津港的档案里只有抄录联。也就是说——二十八年前的这笔账，凭证在人家手里，记着账的人，也在人家眼皮底下。”
“我知道。”炜杰缓缓地说，“这笔账，迟早要去东京记的。但不是现在。”
“现在，先把手头这场官司打完。”他望着窗外县城的万家灯火，“后天，就要判了。”
……
判决那天，审判庭外人山人海。
旁听票头一天晚上就发完了，法院门口，从县城赶来的老伙计们挤在铁门外，伸着脖子等消息。石青山坐在第一排，油布包放在膝上，商其瑞坐在后排角落，帽子压得很低。
白建功被带上来的时候，法庭一片死寂。
最后陈述环节，法官问他是否还有话要说。白建功站起来，环视了一圈这个他斗了二十八年的周遭，忽然笑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他说，“只有一句话，留给在座各位——”
“你们今天记我的账，用的笔，跟我当年记别人的账，是同一支。”
“历史，是最公道，也最不记情的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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