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其绵延之年数，国存之时间，确实是多出来了几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过只有百年，虽然说自古没有亡国百年还能再复国的，但是对老百姓们来说，他们认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汉人的政权。若是再配上红巾军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用前宋之国号，灭当今之蒙元，这不就名正言顺了么？也所以，宋政权在民间的影响能有如此之大。
安丰朝廷既有“大义”，海东若是执意不肯听旨。恃一时之强军，固然或可自保于无恙。邓舍若是只有割据之志，但行无妨；设若他有问鼎天下之雄心，则就不可不细细思量。
听了洪继勋的话，邓舍不由失笑，堂下诸臣皆是窃窃私语。邓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现不忿。读书人讲究“名分”，讲究“大义”。
蒙元建国多少年，天下秀才还在因蒙元与前宋的“正统”地位，何为“正统”，何不为“正统”而争执不休。直到脱脱为相，才算拍板决定。蒙元与前宋各为“正统”。由此也可见，“名分”与“大义”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占据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何为“乱臣贼子”？没有“名分”，没有“大义”的就是“乱臣贼子”。
而洪继勋几句话，却把“名分”与“大义”形容的这般不堪，将其所蕴含的崇高与正义性之一面，彻底地给剥离了下来，完全将之视为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彻头彻尾地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闻言大怒。只是畏惧洪继勋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不过，洪继勋的话，却是正合了邓舍的心思。
他只当没看见诸臣的发怒，徐徐说道：“君为上，臣子为下。安丰在上，海东为下。朝廷既有圣旨，我海东自当遵从。若不遵从，当然便没有‘名分’，失去了‘大义’。洪先生，以你所言，倒似乎我海东不用南下，也可以握有‘大义’。此话何意？我实在不解。愿闻其详。”
洪继勋对诸臣的愤怒也是只当不见，再有带着轻蔑似的的眼光，扫视了一圈堂上，心中想道：“腐儒一群！”给邓舍行了一礼，姿态自若，侃侃言道，“‘名分’与‘大义’者，正如臣所言，固然是人人可用的一件东西。但是，主公若心存壮志、腹有雄图，则此两物，却也不可轻易丢弃。若轻言之、轻为之，主动将之放弃的话，则便可谓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以，臣言道，既刘十九欲用‘名分’来为武器，则我海东便也大可先下手为强，首先抢占住了‘大义’，让他哑口无言！
“至若如何抢占‘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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