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的人对这一方案推崇备至。
然而认真考虑一番，巴兰尼克夫方案和梁陈方案其实都是不完善的，首都承担工业化在后世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甚至日后北京已经淡化了经济中心的功能，重新树立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
而梁陈方案将政府中心西迁并不能解决现在的拥堵问题，实际上一座超过千万人的大都市，无论如何规划都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梁思成当时所信仰的是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雅典宪章》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把商业和居住分开，行政全部分开，功能分区，以封闭小区代替街区，助长交通等等。
先不论这种规划对于建国初期的中国城市是否合理，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规划界已经普遍放弃了这种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认为这种规划会扼杀城市活力，不利于发展有生气的城市生活，现在就连在美国都在反思这种城市模式，所以梁思成的规划思想并不真正领先。
另外，建国初期的北京240万人中，有大约1/8的人失业，不发展工业，怎么解决就业？实际上这个原因才是苏联专家反对梁陈方案的根本理由：在梁陈方案中，只考虑到保护文物，却没考虑到满足市民就业的现实问题。
而且中国传统的木制建筑，城楼是需要有人入住并不断维护的，如果把北京城的那些庙宇和古建筑整体封闭起来，不让人进入，由极少数专业人员保护，结果人迹罕至，虫鼠盛行，实际上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如果要精心保护的话，这笔费用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实际上在城市规划领域，尤其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没有那个规划方案能管一百年之久，几乎没过十来年就要重新调整规划方案。
在这之后，北京又经历了几次规划改建，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8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
从1958年以后，关于城市规划的大规模讨论已经陷入停滞，直到改开后才重新提出来，身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城市规划专家，吴委员责无旁贷地接过了这一任务。
会议开始，吴委员开始阐述自己的理念，林楼认真地聆听着，和之前的方案相比，吴委员的方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体思想为，确定北京城市性质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
以旧城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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