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脚受了伤。然而真正受伤的那个人恐怕连行走都是奢侈的。
“我不逃跑。”一字一顿，他仿佛在接连下咽嗓子里的呜咽，显露出抉择时的坚定不移，“我要去承担责任。”
他抓住了我的手套，力度大到我怀疑这是不是从他手上使出来的劲，险些要把我的手指像箭一样掰断了。在近乎无助地哭了那么久以后，米乐还是做出他此时最为果敢的决定。
“保护好米乐。”临出门前，岳隐悄悄在我耳边说，“像小叶上周说的那样，你要保护好他。”
我应该是点了一个下巴戳到锁骨的头，打开了门。
“带上我吧。阿齐是我的好朋友。”
门外站的是明明。我才发现他没跟着大家一同回更衣室，满头都湿漉漉的，好像从湖里捞出来一样。肯定是去洗手间了，但光洗脸怎么可能把头发都洗得湿透了呢？不明白。不过，我小时候有次换牙，牙齿将落未落，十分难受，索性横下胆子，把自己的脑袋按到洗手池的水龙头下，开足了凉水冲，在这种掩护下极为坚决地把那颗乳牙自己拔了下来。挺疼的，要不是有水在脑袋和牙齿间不停地流淌，我可能下不去手。
但明明可能不是为了缓解什么疼痛，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内心的，只是不想让大家发现他哭了。我没问。沉默是彼此间最好的尊重。不太记得清我们一行四人是怎么走出更衣室的了，也不知道是谁叫到了车。一路上，车窗外掠过的楼房与高架桥全化作了简单的线条，像黑白漫画草草涂抹的边际，无限而单调地延伸，使我们置身于没有光影的隧道。时而的颠簸让我在清醒与迷茫间摇晃，直到明明突然开了口，告诉教练，他想退了。教练短暂缄默，随后不声不响地点了头，不知是同意还是理解。米乐没有答话，他先前也说自己不想踢了，但此时说出了恐怕也毫无意义。无论他想踢与否，那张红牌带来的停赛使他注定不能在决赛中登场。对他来说，初中的所有比赛都完全结束了。
我好难过。我们赢得了胜利，却好像输掉了剩下的一切。不仅如此，还严重地伤害了别人。
初二以来，我都习惯往医院里跑了。伤病的阴霾笼罩了整整一年，宛如一场幽暗而密织的雨，不给人一点喘息的空子，冲刷得从头到脚浮现出灰暗的陈旧。眼神却被天花板上敞亮的灯光牵引，梦游般走到了骨科诊室那里。坐着李天城和艾尼瓦尔的长椅告诉了我们阿齐的所在，短暂的眼神交汇算是打过招呼，教练走进了诊室，我们仨留在了外面。没敢和理工的同学坐在一块，即使艾尼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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