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的**是北宋贫弱的根源。当时北宋“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帜。”要使国家摆脱危机，臻于富强，必须“择吏为先”。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所谓，“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宋仁宗在庆历三年，分别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了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等职务，并“为之开天章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为此，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谣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得答皇帝信任而实行，“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十事中，前五项属于整顿吏治，后三项属于富强国家的问题，最后两项是为了保证政策能够顺利地实施。结果，这次改革尝试遭到守旧大臣的反对，宋仁宗的支持也很不坚定，结果没有出现什么成功就无疾而终。如此惨淡收兵，自然也没有什么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变法主将范仲淹极富同情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大家接受的圣贤、作人的楷模而让他的施政主张也随之被人接受。但是他的想法不错，政治上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软弱而低能。他虽然被仁宗重用推到变法主导人地位，实际上并不具备领导变法能力。他实际上对这些极为复杂的政治漩涡，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士大夫的典型态度，远嫌避怨，难进易退，忠直而迂腐，简单而少权变，总之是一个有原则的老好人。庆历新政一开始便受到反对派的攻击，虽然仁宗表示依然信任他，范仲淹还是感到压力很大，他在反对派的诽谤诬陷面前怕了，退缩了。新法颁布后，他不敢挺身施行，而是渐渐因循姑息，不敢建明大事。主将畏葸不前，令许多热心的拥护者心灰意冷。范仲淹害怕祸患及于自身，因此不安于朝，随即乞罢政事，要求外放，放弃了对变法的领导。反对派穷追不舍，朋党之论更盛，终于导致改革派被贬斥，新法全部废除。顺便说一句，有宋一朝，凡是正直良善的大臣无论文武，都是一受攻击，变挂冠求求，包括岳飞都没少干这种事情；反观那些奸臣，反倒是意志坚定，坚持不懈，稳坐庙堂高位，以至于颠倒黑白，把那些回避责任自身安危放在第一位的人视为高人一等。范仲淹改革以整顿吏治为先，侧重的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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