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也不会倒这个霉。看到我俩卡壳，黄诚信十分高兴，又咧开嘴，说：“如果不是出这意外，我也不会离开曼谷，回泉州去做生意，唉，我对泰国还系有很深感情的！”
最后三人商量，给黄诚信打个五折，让他还我们俩总共二十五万泰铢就行。黄诚信仍然不太情愿，但他估计我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也只好同意。拿到手两万五人民币，我也算有个心理安慰，刚刚接朱先生那桩生意还赚到一万，这笔亏空还有一万五，再努把力就全赚回来了，所以也没觉得有多心疼。
晚上，我请他俩去吃海鲜大餐，又特地叫上吴敌。他很感激，原以为不再为黄诚信打工，我们就不会再想着他，可我们并没有。喝酒的时候吴敌哭了，搂着我们三人的肩膀，问什么时候咱们还能回到过去，继续在曼谷开店，一起吃喝玩乐。
“总有机会的！”高雄笑道。
谁能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
送走黄诚信，这才是真正的告别这家伙，以后再想见面的话，除非我去福建办事或者旅游，否则就没那么容易了。
晚上，我正跟高雄在娜娜街喝酒。以前都是四个人，有时还会有五六个，又令我想起之前梁姐跟我们在KTV斗歌的时候了。现在却只剩我跟高雄这老哥大眼瞪小眼（他眼睛比我大），真是无趣。看着舞台上那个打扮和嗓音都很像梦露的女歌手在唱英文歌，我觉得很没劲，高雄在接电话，喂了几声之后说了句“什么”，就走出酒吧。我们坐的是靠窗的座位，看着外面灯红酒绿的街道，和穿得很清凉的行人，我坐的酒吧里虽然有空调，却还是觉得浑身躁热。于是嫌酒不够凉，就又往里面加了两个冰块。
高雄从外面匆匆回来，对我说：“找到了！“我问你找到谁了，高雄说已经得到阿赞番的消息，他并没在泰国，而是去了马来西亚，在怡保的一家橡胶种植园暂居。那种植园的老板曾经跟阿赞番合作过，让他下死降给竞争对手，所以有些交情，似乎是打算长期收留阿赞番。
“有这种事？”我问道，“阿赞番已经是个修法的废人，那老板收留他有什么用？”
高雄说：“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只要知道他确定在那个地方就行。”我问他怎么得来的消息，高雄告诉我，他有个老客户也在西马，是在怡保开咖啡店的，以前从他手里没少请佛牌。那老客户还认识两名在吉隆坡的佛牌商人，一马来人一华人，都很熟悉。这两位牌商在马来西亚人脉很广，基本上马来和印尼的阿赞没有不认识，但泰国的地头还是高雄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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