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菲洛公司这顶帽子，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冯啸辰对历史的认知，在此后至少20年的时间里，“外资”这两个字在中国都具有人挡杀人、佛挡诛佛的神奇威力。尤其是在东山地区这种内地的欠发达地区，一家外资企业简直就是地方官们的祖宗，佩曼在东山地区说句话，没准比谢凯和于长荣都更管用。
冯舒怡把佩曼雇佣下来，并带到中国，就是要让佩曼作为冯啸辰的传声筒，去与南江省以及东山地区的官员们打交道。其实佩曼都不需要说啥，只要在各种场合装装牛叉就足够了，省地两级的官员自然会请冯啸辰出面去与“佩曼先生”沟通，问问洋大人对哪个地方不满意，需要他们做点什么补救。
关于佩曼的职责，在德国出发之前，冯舒怡已经向他做过详细的交代。冯舒怡还特地告诉他，菲洛公司的真正老板，就是自己在中国的侄儿冯啸辰，佩曼需要在公共场合与冯啸辰保持距离，但在私底下，冯啸辰的话就是命令。佩曼敢说一个不字，回到德国之后，等待他的就是失业的命运。
顺便说一句，80年代初的西方世界正经受着经济危机的蹂躏，失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事实上，西方国家在那个时期纷纷向中国递来橄榄枝，除了有中国主动开放的因素之外，西方国家急于利用中国市场来摆脱危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佩曼正值中年，家里有三个孩子，经济压力极大。冯舒怡给他4万马克的年薪，远远高于当时德国普通白领的薪水，足以让他对公司忠心耿耿。佩曼在常敏、严福生这些中国官员的眼里显得很了不起，其实在德国也就是一个穷矮矬而已。他心里或许还有一点点欧洲人的傲气，但在自己的中国老板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造次的。
“老板，先前我是照着冯女士的吩咐做的，对您的态度有些生硬了，请您原谅。”佩曼小心翼翼地向冯啸辰道着歉，他对这位中国老板的性格不了解，一看对方的年龄这么小，心里就咯噔一下。万一对方年轻气盛，觉得他的态度不够谦恭，在冯女士面前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他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可就砸了。
冯啸辰微微点了一下头，淡淡地说道：“你在机场的表现不错，我很满意。你要扮演的角色，想必你也很清楚。你是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投资代表，但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需要在各种场合与中方讨价还价。至于我，就是公司委托在中国的代理人，我说话是能够代表公司意图的。
以后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你称呼我为冯先生就可以了，不需要称我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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