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后十年增加了两倍，还不包括住在郊区和被漏查的华人。
然而现在，好不容易在华埠扎根的华人再次面临生存危机，不少人拖家带口，大包小卷的准备跑路。
可是他们能去哪呢？之前从西一直往东，现在难道要从东部回西部？
比起混乱的东部，西部对华人的踩踏似乎更为严重。
不少华人特别迷茫，迷茫到他们拎着行李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的去向。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个领头人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华人都扮演着最佳执行者的角色，一旦他们面临做重大决定，就下意识的想要听从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建议。
说是建议，实际上就是命令。
大部分人都觉得习以为常，有了这个命令，他们就会化身为忠实的执行者，很好的完成上级嘱托。
在华夏，等级地位一直都很重要，在美华人本能地想要按照华夏模式来重建熟悉的社区结构。
人们强烈的等级意识需要一位族长的出现。
他的工作包括建立权威、消除分歧、主持仪式、解决问题以及谋求公共福利。
某种意义上，王安良在纽约的唐人街承担了“族长”的角色，这个被称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唐人街最有权势的华人，代表着华人“变成丑国人”的努力。
他于1878来到纽约，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穿上了西式服装，并且把辫子塞进了礼帽，甚至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白人老婆。
王安良被旧金山唐人街的最高管理机构“六大会馆”派往纽约，也得到了坦慕尼协会的认可。
他就任了副治安官，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在机关任职的华人。
当唐人街经营赌博、女支院和鸭片的行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王安良则成为沟通纽约腐败的市政和赌场老板之间的桥梁。
为寻求谋生出路的华人打开方便之门，也填满了自己和警察们的钱包。
坦慕尼协会对警察局的官职明码标价，唐人街经营酒楼、赌场、女支院的老板也期望警察对他们的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由于语言不通，警察无法直接向他们收取保护费，赌徒联盟约定，赌场每星期每番摊要交八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流入王安良的口袋，其余交给警方，以防他们突击搜查……
这一特权，每年能为王安良带来数万刀的收入，这就相当于外快。
排华主义对唐人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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