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为例，这个方子中所用的麻黄用量高达三两，按汉代医药界的小称制的规则来换算的话，那时的一两大概等同于现在的15.6克，三两麻黄那就是46.8克，如此巨大的用量，这在后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药量却是刚好能治病的，可见气候对遣方用药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再说说张元素，朱丹溪，李东垣等人所处的金元时期，那时候华夏文明刚好处于温暖期，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温度比之前的宋代，之后的明清都要高，可以说气候是非常舒适宜人的。
这种温度与张仲景所处的东汉一对比，那就是天差地别的变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人们所得的伤寒往往都不重，更多的人得的都是轻感冒，这些轻感冒如果再用张仲景时代的重剂药物来治疗的话，显然就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随着气候的温暖，温病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温病用仲景的伤寒重方来治疗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古代的一些典籍记录中，记载着当时有一些医家仍旧固执的使用仲景的原方来治疗这些轻伤寒和温病，其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使得患者出现了热盛动血现象，咳血，衄血，呕血，便血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如此，张元素才提出了“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理论，这其实并非是因为时代进步了，发展了，才导致了经方不适用了，而是因为气候的差异太大了才造成经方的不相宜。
我们甚至可以试想一下，倘若下一个较大的冰期出现了，那么那时候人们再使用金元时期的时方治疗伤寒病证的话，人们反而会觉得那些时方太柔和了，根本不足以驱邪外出，于是他们或会加大时方的用量，或干脆改用经方，届时没准会有医家提出“经方到底比时方好用”的理论了，因此看待经方与时方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细节，还要着眼整体才不至于有所偏颇。
陆修远当时所处的康熙末年，刚好处于两个小冰期中间的温暖期，这段温暖期从1720年一直持续到1840年，正是因为这段温暖期的出现，才使得时方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段温暖期的顶点就在乾隆年间，伟大的温病学派就是在这期间创立出来的，中国古代人口的大幅增长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可见气候变化对于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因为时代的局限，陆修远无论如何也无法探知这种气候变迁带来的差异，所以这个疑团他恐怕永远也解不开了。
刻苦的钻研总是很容易让人们忘记寒暑，又是一个雪花满地的冬天，被寒冷环绕的小山村再度变得寂静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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