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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原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
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老头子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
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
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
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
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
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
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的注意，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
后来高宗武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
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
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
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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