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刘政道说，即使是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政府还是强势的，因为权力永远强于金钱，金钱可以腐蚀权力，但权力去可以毁灭金钱。也就是说，老书记刘政道认为，是先有受贿者，然后才有行贿者。”
“坦率的讲，我赞同老书记刘政道的说法，是先有受贿者，然后才有行贿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中有一门学科叫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叫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叫经济政治学，这就很说明问题。所以我也认为，就受贿者和行贿者而言，受贿者是强者，行贿者是弱势的，无奈的，被逼出来的。如果说行贿者是可恶的，那么受贿者就是可恨的，做为当权者，更应该消灭的是受贿者。”
说到这里，大厅里响起了掌声。
可徐浩东却一脸的严肃。
“各位，你们的掌声不合时宜，至少不够严谨。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鸡与蛋互为共生一样，骗子与受骗者互为共生一样，受贿者和行贿者也是互为共生的，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你们反对不了。我是当权者，我要反思，你们是企业者，你们也要反思，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现在，我谈谈一个词，原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圣经中讲：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生所犯的罪。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转轨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论也是不绝于耳。”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根据某教授的分析，由于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发获利机会，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该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从而完成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这个过程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它的动力学机制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并且在正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还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具体到我国的改革，由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而这种政策的变动则相当于扩大了制度的选择集合，由此导致制度非均衡下的获利机会，改革便在距离权力中心较远、创新风险较低的农村地区率先发起。改革初期，个别创新者由于突破了当时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于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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