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
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诂经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儒家文化的传播。
益阳箴言书院允许院外士人借阅书籍：“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
江宁惜阴书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
书院是七星大陆之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不同于宗门却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它集教学、学术、藏书为一体。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其时， “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书院在宋、明时期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书院有着深厚的私学传统，宋书院与官学相比，体现了一种更为尊重学术、倡导争鸣的教育精神和气象，正是这种精神和气象，代表和促进了儒学教育发展的新高度。
书院对儒学的推动，在宋明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广义的“宋明理学”的发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明理学与政治的结合，发扬了儒学教育关切世俗民生的勇气和精神，三是促进了地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
书院自产生后，便与儒学自身的每一次蜕变如影随形，成为儒学学理衍生、阐发和传播的重要场所。书院开办者的初衷大多在于兴理学、明节义，朱熹在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时就曾说过：“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书院极大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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