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话，不含任何权术，这就是宋朝定下来的国策。而富弼和丁度几个人却不这么看，从徐平与赵祯和朝臣商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只是徐平这人心机深沉，就连自己人也不吐露心底的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定下这样的原则不但是保证了誓约可以随时撕毁，而且占住了大义。契丹要保证誓约有效，就要让治下的燕地之民过得去。而契丹对民示恩，有宋朝先前提的这个条件在，那里的百姓还是会忍不住把这功劳归于宋朝。怎么算，都是百利无一害。
徐平没有任何利弊的考虑，他就真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大道直行似曲，是没有办法的事，无法计较。人心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如果问起来人人都认为该如何，但实际上真遇到了，却无人如此做。你真地做了，就会被人背后议论，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意图。
徐平曾经在路上捡到过钱包，里面除了卡和证件之外，还有两百多元钱。他把这个钱包交到警察那里，找到了失主，结果失主是醉酒这后不小心丢的，记不清多少钱了。失主小声嘀咕一句，好像钱包里不只这点钱，然后没说什么拿着钱包走了。精彩的在后面，不管是处理此事的警察，还是徐平的同事朋友，都认为失主说的是真的，钱包里面应该有远多于两百的钱。徐平把大多数钱拿走了，失主把那些钱当成酬谢，没有计较。此后一两个月的时间，不断有朋友和同事要徐平请客，有了好处让大家都高兴一下，徐平恶心得不行。
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之所以认为这些事情如此做才正确，如拾金昧，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这种共识，记忆里这样于大家更好。现实变了，这个共识就只剩下了虚假的外壳，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再当一回事。真遇到了，看看没人就会做出相反的选择。
对一个政权来说，只要立下规矩，比如拾了之后失主不许追究失物多少，因为捡到者可能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便就可以形成秩序了。没有规矩，就乱糟糟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但对文明来说，仅仅有规矩是不够的，而是要形成共识，所有人都认同应该怎么做，遇到了自然而然那样做。这是政治高度的不同，对于文明来讲，政治要求要高得多。徐平在努力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只是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然已经否定了天命，那能够决定政治行为对与错的只有人心。简在帝心，觉得自己的决定比所有的愚民都聪明，只是不仁不智者的借口。政权与人心相呼应，政权不把民心当一回事，民心慢慢就会散失，找也找不到。散了的民心，想重新凝聚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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