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四辅官有票拟之权却并无最后施政之权，必定奢望施政之权。若是皇帝不放手必定导致皇帝与四辅官产生矛盾，不利于朝廷施政。”
“其三，四辅官与六部互争长短，四辅官内各副官因无十分明确的权责划分也会互相排挤，长此以往必定导致激烈党争，朝臣以派系区分，凡是另一派系之官提出的建议不论对错均一概否决，朝廷将深受其弊。历朝历代，亡国之祸都与党争有关。”
允熥说的这三条理由，就是历史上明代后期内阁制度的症结所在。而且允熥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没说：其四，内阁势大导致皇帝为了制衡又扩张了司礼监的权力，导致宦官权重。从所有掌权的宦官本意上来讲，他们当然比大多数文官更加盼望朝廷好，他们又没有后代，能掌权的宦官也都和皇帝的感情不错，自然比文官更亲近皇帝。
可司礼监设立后，因必定要与内阁、外朝争权，而皇帝也不可能用宦官完全替代文官，导致大明的党争更加激烈。文官在对宦官进行反击的时候，因宦官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使得宦官权力的削弱必定也会导致皇帝权力被削弱。
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五人墓碑记’事件。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魏忠贤一开始不敢追究此事，后来等风平浪静后才试探着要追究此事。‘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主动投案，最终被处死。
魏忠贤是不是一个坏人？他当然是一个坏人，做了很多坏事，他派人抓捕周顺昌也是一件混账事。苏州市民反抗，也是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件事的后续影响对大明来说却极坏。
对于地方上的大户来说，通过此事，他们恍然发觉：原来反抗朝廷的旨意，打死朝廷派来的官员，朝廷竟然不敢认真追究，或者说已经没法认真追究，随意找出五个人来顶罪就能了结。那他们凡是见到朝廷下发的对他们不利的旨意，都可以仿效这次的例子来对抗，若是朝廷派出官员催逼，指使‘普通市民’将这些官员打死打残就好了嘛！反正之后随便派几个人顶罪就好。而且此时舆论已经完全被他们掌控，没准在朝堂上发动舆论抹黑一下被打死的官员，抹黑一下发布的旨意，连顶罪的人都不需要。
简单的说，在‘五人墓碑记’事件后，大明朝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江南地区的掌控，类似于满清末年八国联军打进北平后东南互保之后的江南一般。朝廷还能任命这一地区的官员，还能收上来正常的税赋，但想做其它事情，对不起，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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