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苏州官田几乎占据了全部田地的半数之多，这些官田税赋极重，导致租种的百姓辛苦一年到头来却只能果腹，甚至还要赔钱，百姓自然不愿意耕种官田，可是这些田地并未因为百姓不愿耕种而荒芜。
士绅大户与官吏勾结，巧取豪夺将这些官田占为己有，却向上禀报百姓抛荒田地，无人耕种。既然无人耕种自然也就不用承担赋税，豪绅官吏就是用这种办法一点点的将官田瓜分殆尽。
而老百姓就算不佃租官田，也是要耕田为生，除了官田之外，就只有豪绅手中有土地，这些百姓只能佃租豪绅巧取豪夺来的土地。
老百姓们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在佃租同样的土地，却因为变换了主人之后，负担降低。把本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豪绅当做地租。
到了朱瞻基登基之后，苏州府已经徒有重税之名，没有重税之实。对于苏州这样的小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百姓只要不懒，就很容易活下去，给豪绅种地、进织造工坊做工都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可是如此一来，豪绅得了利，百姓也减轻了负担，可是受损失的却是朝廷。江南财赋重地却收不上税，这成了大明朝的一大弊政。
早已经变得亟待解决，这就是周忱把苏州当成江南新政的第一站的原因所在，苏州与北方各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北方各地的百姓对新政是欢迎的，他们是新政的受益者。可是在苏州新政却未必会让百姓受益，弄不好还会让百姓的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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