邈、何颙、吴子卿，许攸，伍琼，其中张邈、何颙、许攸三人跟曹操都是亲密好友。二人都有着共同的游侠身份，同时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所以他们对待人才此时多是为自己造名。袁绍为自己造名是利用家世而折节下士，收买人心，但由于家世的庇护，袁绍生活经历算是简单而平坦的，他所掌握的能力只是如何利用世资为自己“造名”，而人际交往能力及用人能力则比较弱。“能聚人，而不能用”。对于荀彧，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而“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郭嘉“初北见袁绍，多次觐见”而袁绍不采纳，导致人才不能尽其用，“视绍不能共济天下，难定大事”，在荀彧推荐下，也加入了曹操阵营，并成为首席谋臣。
“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袁）绍。绍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
从袁绍的用人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出，袁绍重名而轻实的心理倾向。袁绍对名望是异常重视的，由此导致如袁绍嫉贤妒能而错杀田丰。在这个舆论占很大支配力的时代，袁绍的崛起很大成分上是依赖家族的社会影响及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外界的虚名，所以袁绍很注意“世资”对个人声望的培养，“从吝饰咨，以收名誉”。官渡之战后曹操进入袁绍大营“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在外带兵打仗之时还带着图书珍宝，可见袁绍为人贵族气息，炫耀虚名而不务实务。
而曹操的用人恰恰相反，他大胆任用出身徽贱的人，委以重任，这些人不仅能够较好地执行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出身宦官之家的自卑感。曹操多次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招揽人才。加之他作为汉末安定、统一的化身，其重新统一中国的抱负，既为能人志士所向往，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此人才云集，如百川归海。
如果说战略的选择使袁绍集团政治上处于被动，那么袁绍集团在用人上的失误则是断送了其人脉关系。在袁绍手下主要由土著的冀州集团和颍川集团两大智囊团，但这两大智囊团却是矛盾重重，引起严重的内耗。颍川集团好结党兴争，《汉书·地理志》曰：
“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逃争讼生分为失”
又据《汉书·赵广汉传》“颍川大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由于颍川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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