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当然，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某些时候，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
但最终的落实消化，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
相比之下，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队机动，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
其实，北宋和大夏，在军力和制度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导致了最后宋夏战争中大宋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最后失利。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将，是通过「陈桥兵变」夺取皇位的，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所以，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集中兵权，加强皇帝对军队的直接管理。为此，宋太祖先是将禁军的二司改为三衙，之后还让枢密院掌握调兵之权，形成牵制。此外，赵匡胤还利用更戍法，实现兵将分离。与此同时，宋太宗还实行内外相制的策略，将全国禁军一半驻扎在都城。
宋太祖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巩固皇权，但对军队造成极大的影响。每当有作战任务时，朝廷临时委派一员将领，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搞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呢，更别提打胜仗了。
宋太宗即位之初，先后两次对辽用兵，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此后宋太宗调整国策，实行守内虚外
的政策，也就是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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