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轶刚回到办公室，周颖就将案卷送了过来。
“方律师，这是谈案组那边转过来的，说是当事人指定要您承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在楼上，谈案律师刚谈完。”周颖道。
“嗯，走，上楼去看看。”方轶拿起案卷材料翻了翻，抬脚便往外走。周颖紧跟其后。
楼上的会议室内，一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普通的男人脸色复杂的听着谢友和的劝慰。
“耿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律所的合伙人方轶律师。
方律师，这位是耿昆山先生，耿先生的儿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了死缓，但是检察院不服，已经提起抗诉了，案子已经到了省高院。”谢友和见方轶进门，介绍道。
介绍完后，谢友和离开了会议室。
“您好，耿先生，麻烦您把您知道的情况，跟我说下，接案记录上的内容不是太详细。”方轶拿出一审判决书的复印件，说道。
“哎，养不教父之过，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当年为了拿流动红旗，我们一个班组没日没夜拼命的干，好不容易歇个班，替媳妇去接孩子，结果还没接到。”耿昆山面带愧疚的说道。
“没接到？为啥？”周颖诧异的问道。
“当时孩子已经上一年级了，我还以为他在上幼儿园。”耿昆山尴尬道。
片刻后，耿昆山接着说道：“国家有规定，只让生一个。我媳妇生下我儿子耿迪后，对他非常溺爱，为了给他最好的生活，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
耿昆山的儿子耿迪初中毕业后，自知考不上大学，便直接上了技校，那几年到处都在改革，技校也是择优分配。
耿迪在技校混了三年后，靠着他父亲耿昆山的关系，在厂里找了份工作，但是因为自由散漫，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没有班组愿意要他。最后厂里把他分配去了后勤，混了一年后，合同到期，厂里没再与他续约。
耿昆山知道自家儿子什么样，没脸找厂里说情，便给他支了个摊卖煎饼。耿迪觉得卖煎饼丢人一天都没干，直接把煎饼摊卖了换了几个钱，随后整天在街上瞎混。
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耿迪手里没钱了，便找父母要钱，母亲有心给他些，但是父亲耿昆山不答应，父子俩大吵一架，耿迪离开了家。
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耿迪什么德性，没人肯借钱给他。万般无奈之下，耿迪想到了父亲在工厂的徒弟解亮，逢年过节解亮经常来家里看耿昆山，与他关系还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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