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张浚为了挟制陕西诸将群起攻汉而施诡计，实有不得已处，因那时陕西民意受中原两河舆论的影响，已渐渐摆脱赵姓私权之笼罩，“华夏重于一君”之观念渐入人心，所以赵构要发动一场利金损华的战争，便不得不托于诡异。而且当时赵构又没给张浚留下多少时间，张浚要在反手之间挟制诸将，也唯有出此下策。
但是，张浚的这个谎言实在太过脆弱，南北战事一起，赵构的丑行便揭然无遗。这一来连带着陕西兵将也糟了殃。秦川与河东、河南本属一体，两地士**将或联姻或结朋，关系极为亲密。秦人这次干出来的恶事不但大利于金人，而且还间接害死了数十万在燕赵作战的同胞，在已经脱离赵宋行政权控制的情况下，两河、齐鲁乃至汴洛知道此事者无不痛骂，卖国贼的帽子扣将下来，陕西兵将无不引为奇耻大辱——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被张浚骗了！
不过，秦晋对峙的军势格局一成，张浚便能以军法来威压全境，许多兵将虽然不满却是敢怒不敢言，更不能付诸行动——因为一旦行动那就意味着对大宋的背叛。宣泄愤怒洗刷恶名的冲动和正式叛宋之间毕竟还有一定的距离。张浚也正是料到会有这种局势，当初才敢这么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只要小心谨慎，以对河东发动攻势为借口，慢慢加强对各军州的控制，便能顺利完成赵构交给他的任务了。
曹广弼的第二个使者施宜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渡河入陕。这时张浚正在黄河西岸的同州，与河东军在河中府的驻军对峙。本来河东军在河中府的驻军不过数千人，无论兵力还是战斗力都不能和张浚麾下的陕西军团相比，但在这个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张浚却不敢贸然进兵。果如曹广弼、刘锜所料，他虽号称东进，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渡河的打算，只是要作个姿态对汉军形成威胁而已。
施宜生是以使者身份光明正大前来交涉，但张浚心虚，早已伏下人马在河西等着，一听是曹广弼的使者马上以奸细为名捉了起来。但施宜生这次是大张旗鼓地来，他还没过河陕西军的许多兵将便都知道他要来，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读过他带来的檄文，所以施宜生被捉起来以后，陕州守将李彦仙便第一个来寻张浚问故。
张浚道：“确是一个奸细，并不是什么使者。”
李彦仙不悦道：“宣抚！施宜生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他是太学生员，在汴梁时已颇有文名。自他随曹广弼渡河抗金以来，忠武军的抗金檄文多是由他起草，因其文章理气甚壮，故士林都颇为看重，甚至我秦川武将也多有因读其文而感激流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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