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司马光，王安石心中暗暗一叹。随着新法逐步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一项项*，司马光、吕公著、滕甫，这些老朋友们也是一个个跟自己分道扬镳，甚至鼓动朝论清议横加反对。原本支持变法的，现在也因清议而沉默下去。
难道他们不知道国计如何艰难？！
太祖太宗的积累，在真宗皇帝迎天书，封泰山，大建上清感应宫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仁宗即位后，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却又由于党项叛乱立国，而砸进了陕西边陲的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里。国库至此已是勉强支应，但仁宗皇帝大行后四年，英宗又跟着驾崩，两次国丧的耗费终于将国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了下来。
对此司马光给出的办法是什么？减少依例赐给参与国丧的臣子的封赏。
好高明的策略!
一千五百万贯的亏空，终于能省下几十万来了！
义正辞严的说着君子不言利，也不见他们辞了俸禄，捐了身家。如果所有的文臣都来个君子不言利，每年千万贯的亏空说不定真的能填起来。
但这可能吗？!
司马光敢这么提议吗？!
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是大宋财计步履维艰的主因。其中朝廷养起的百万大军，吞吃掉了财政支出的八成。其战斗力，也许还不如开国时，太祖皇帝麾下南征北讨的十万禁军。
为了减去庞大的军费开支，仁宗朝的宰相庞藉曾经主持过裁军八万的艰巨任务。他下了军令状，若有被裁士卒因此而叛乱，甘受死罪。但视庞藉如父的司马光，却从来没有胆量说一句裁军省费的话来，只是要天子节省再节省。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安石早看透了这些清流。
越过一众翰林学士，他继续向前，一直走到队列的最前端。站进东班中自己的位置，王安石手持笏板，闭目不言，等待朝会的开始。如今在他的前面，只剩下最后的两名宰相，再上一步，便是位极人臣。
王安石没有等待多久，参加朝会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已到齐，上朝时间也到了。东上阁门使和西上阁门使计点过人数，作为监察朝臣礼仪的台官，御史中丞吕公著便领着两位殿中侍御史当先入殿。
他们与宰执班擦身而过，目不斜视，唯独吕公著瞥了王安石一眼，闪过一丝厌憎。他的御史中丞之位甚至可以说是因王安石而来，但吕公著却一点也不高兴。因为王安石并非善意，其目的不过是想将他时任枢密使的兄长吕公弼赶出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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