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温见宁连忙跟冯翊打听起昆明那些旧友们的状况。
据冯翊说，冯莘至今仍在学校工作，不过已和她那位高材生男友喜结连理；阮问筠去了当地一家报社做了编辑，在冯翊再次离开昆明前，把圆通寺的宅子托给她帮忙打理；文先生等几位师长身体还算康健，只是总是不免为了学生们跟当局对抗；唯一令人黯然的是张同慧，去年不知从何时起，她突然跟阮问筠她们断了书信往来，再无音讯。
冯翊顿了顿，才开口道：“见宁，恐怕昆明我们是回不去了。”
温见宁这才知道，她离开这两年多里，昆明的情势慢慢再次恶化。
早在温见宁她们毕业的那年，当局对各大高校的言论控制就开始收紧。壁报事件后，一些进步学生要么消失，要么将宣传工作转入地下，一时无人再敢谈及时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心里的怨气和不满会消失，相反地，所有人对当局的积怨越来越深，只是在高压的政策下，只能隐忍不发。直至港岛保卫战爆发后，这种怨气才瞬间如野火燎原般席卷了整个昆明。
说起来这件事还要追溯到当日温见宁送二叔公、冯苓他们上的那辆飞机。那时由于座位有限，逃难的人太多，真正能登上飞机的人少之又少，就连温见宁她们也只能被留下。据说当日有位联大教授及家眷恰好也在机场，不料却被孔家某位小姐的老妈子和洋狗占了座位，最后无法登上飞机，只能和她们一样被滞留在港岛。
那位教授是中文系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还曾教过温见宁她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极高的声誉。《大公报》的主笔当日听说此事后，为这孔家的空中飞狗写了篇文章，讽刺当局轻贱人命，一个著名学者连区区一条洋狗都比不上。
这篇檄文一出，顿时点燃了联大师生们的情绪。无数人愤怒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要求当局给出一个说法。尽管也有些人试图为此分辩，可大家群情激奋，反而只会更加气愤。
温见宁听了只是淡淡道：“就算没有空中飞狗，也总有空中飞人，当局这次吃的亏不冤。”
她没能出口的是，无论哪里战乱，真正能跑出去的人只有非富即贵那么几个，更多普通人的性命犹如草芥，死不足惜。可她也知道，自己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当日她是借了冯家的势才能把二叔公送上那架飞机的，若她自己不是受过多年良好的教育、侥幸写过几篇文章，只怕之前那次救援活动，也不会那么快就找到她。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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