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觉得自己是没有甚么资格去责难吴三桂和李自成的。
他二人的行为属于认清现实之后，追求自我的一种表达，虽然人还在为俗世的利益挣扎，但他们的精神已然是超脱了。
无论李自成和吴三桂如何对不起大明，但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会养马和会杀人是不可兼得的。
朱翊钧心想，倘或一个王朝令自己的子民宁愿去杀人也不要养马，那定然不是马出了问题。
“免徭役、赐宝钞、免田租、增马户，太祖皇帝用心若此，却仍未能纾缓马户负担。”
朱翊钧感叹道，
“可见民牧养马之难，实不在是否能免赋减役这一项上。”
徐泰时回道，
“故而洪武末年，太祖皇帝已对马政有所更张，最初止以各户田地之多寡佥派马户，后又添进丁额一项，即以丁、粮合计为佥派标准。”
“此项国策于成祖皇帝时，正式更定为江北五丁养一马、江南十丁养一马。”
朱翊钧虽然是现代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独生子女，但是他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百姓多子，一户绝不止一丁，马户负担如此沉重，倘或论丁养马，一户有多丁者岂不负累？”
“倘或江北一户有五丁，原洪武五户之赋役皆成其永乐一户之责，长此以往，则必有‘隐丁’之忧。”
徐泰时仍是风度很好地笑笑，
“若以马数而论，永乐、仁宣年间的确堪称民间孳牧之极盛。”
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徐泰时好风度下的潜台词，
“马资虽于国用甚大，然尝思之当与用民同其利，汉文景时，闾巷有马千百为群，盖民生乐业，庶物咸殖，马自蕃息，民有即国家之有也。”
徐泰时又笑了笑，方道，
“皇上所言极是，据臣所知，洪熙之前，马匹蠲免、倒死，孳牧马匹免予追赔者极少。”
“而自洪熙、宣德开始，民牧马户免予追陪成了惯例，仁宗皇帝、宣宗皇帝皆时常予以蠲免，可见自仁宣之后，民间孳牧已现颓势。”
“尔后英宗北狩之时，景泰皇帝主国，瓦剌内犯，京城亦是缺马，因而不得不颁行寄养解俵之制，方才稍缓战局。”
“寄养解俵”始自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之后，当时北京的边防形势已经急剧恶化，京师却缺少骑操的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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