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为国朝“重农抑商”的表面政策，导致了胡商的“泛滥”以及扩散，旧时代中的胡商，往往都是以族群为单位，再集中在某些街坊。而往往这个街坊，一定是有一座契合他们传统的流派寺庙。
直到西军一口气打崩西突厥，将整个西域踩在铁蹄之下，这种情况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出现了阿罗本老神父效仿“老子”的“当世美谈”，无非是长安城中大量的胡商，都成了亡国之人，没了“故国”，连找大唐朝廷抗议的资格都没有。
只是大唐把西域诸国遗族迁徙到中国之后，这些有钱又亡国的，明面上绝对不敢搞什么“复国”，但心里有没有想过，昊天上帝才知道。
“圣人可汗”二世会天真地以为自己光靠魅力值就能“万国来朝渭水东”？三十岁不到“谋朝篡位”的董事长又不是小白一样的杨广，全靠脑洞来治国……
所以事情在帝国高层那里，其实都很淡定的，来了中国，你们要是不搞事，那就是好同志好朋友，有老子一口肉吃也不差你一口汤。可要是你们搞事……那更是好同志好朋友，汝妻子吾养也。
胡商攒多少家底，别人不清楚，帝国高层心里没点逼数？
要知道武德朝时期，汉商想要做大承担的不是经济上的风险，而是政治上的，几乎可以宣告全族仕途中断。
也是到了李皇帝发现自己的科举效率还特么没某条土狗开的补习班来得高，这才“偷鸡摸狗”了一把，都是假正经的斯文人。
自从贞观朝被某条土狗带沟里去之后，回过味来的贞观君臣明知道这他妈很恶心，可真让他们舍了这些好处……门儿也没有啊。
金子，我的；银子，我的；铜子，我的……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那都是全都要！
我要十个！
长安闹出这事情来之后，忙着修路盖房子的董事长会不会邪邪一笑摸一摸鼻子不知道，但老张带着幕僚和学生，倒是玩起了现场教学。
“长安心怀恶意的诸教诸派僧众，作甚能气候，能做大。一是长安人多，当然你们会奇怪，武汉也人多，怎么武汉没有这样？除开府内官吏禁绝传教诸事之外，更大的原因，其实是武汉大多数人，还没到吃不饱饭或者吃饱了饭没事干。”
听老张这么一说，会议室内哄笑了一下。
老张点点头：“道理很简单嘛，本府好歹还是个坐办公室的，尚且下班之后只想小睡片刻，那些个在厂里工地累死累活，忙了一天下来，哪里还有精力去计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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