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首都的卫生环境真是个大问题，城市人口的激增相应的也带来了城市环境治理的压力提升。
就拿首都的公厕举例。
当年的公厕都是旱厕，即提前将一个储粪池或者粪缸埋入地下，而不是像现在可以直接连接到排污管道与化粪池里，处理起来又简单又方便。
旱厕的存在衍生出了挑粪工，他们每日到城里收集粪便，清理储粪池，然后再将粪便挑至乡下转卖给农民，做用种田种菜的作肥料使用。
而早期的挑粪工推着独轮粪车起早贪黑走街串巷，依靠肩挑背扛清理旱厕，作业简单工具简陋。
随着首都建设的脚步越来越快，城区向四周高速扩展，城市居民数倍激增，这种纯人工的作业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排污需求。
市政府首先成立了市粪污管理所，然后在各区街道建立清洁队，并对清洁队的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手推的独轮车变成了汽车。
城区内大大小小上千个粪坑、粪场被收归市卫生局管理，所有粪污统一安排在安定门外曹八里、阜成门外八里庄、左安门外弘善寺、朝阳门外八里庄、广安门外岳各主5个粪污处置场存晒和处理。
随着粪场的远迁，粪便运输距离大大增加，市区粪污的处理劳动强度大，甚至有了七天不清粪，粪围首都的说法。
粪土当年万户侯！
将那些高高在位的高官比为粪土，是一种不屑的心态。
但是将粪土经营好的人，确实不比封建王朝的万户侯差。
不提现在围绕在土地上的GDP，民国时期的市民排粪这件小事上都有大文章可以做。
三十年代，时任北平市长的袁良想要将粪业收归国有，粪霸与粪商们纠集了1500多名挑粪夫围攻了平津司令部，对北平市政府施压。
平津司令宋哲元迫于压力推翻了北平市将粪业收归公有的计划，同意粪业继续保持现状，市长袁良也因为这次事件被迫辞职。
粪霸和粪商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围攻市政府？
那是他们从普罗大众闻之色变的污秽物上赚的盆满钵满，甚至许多人将此当作了家族传承的产业。
如果将国营废品回收站比作当年的粪霸，李桐就想做一个废品回收里的“粪商”，在这满城的垃圾山里挖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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