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医院体系及防疫组织组建以来，城市卫生的重要性和灾后疫病的传播机制已经渐渐成为了常识。明代的公共卫生防疫虽然还没能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统筹管理组织，但是相比起前代而言，地方上的卫生自我管理体系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的乡社体制了。
而明代的医学研究之发达，也是自宋代之后的一个爆发期。大明的许多官员治理地方政绩一般，但是在医学上却很是有独到的见地。这一方面在于，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民间传统；另一方面则在于，市井内良医太少而庸医太多，作为四处奔波上任的官员，懂得一点医学知识，无疑是给自己多准备了一条性命，自然就有不少官员乐于去学习一点医学。
正因为承袭了前代遗留下来的乡社自我管理制度，再加上懂得医学知识的官员，所以此时的明代城市要远比欧亚其他国家的城市要干净卫生的多，也很少发生类似于欧洲黑死病这样遍及全大陆的瘟疫传播。
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的防疫组织和管理，大明反而不及欧州各国。毕竟大明没有全国性黑死病的记忆，只有地方区域内的瘟疫传播。虽然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种认识已经为不少精英所接受，但是一旦遇到了类似于今年和去年这样的大规模灾荒，地方上的乡社自我管理体制就首先被灾害所摧毁，自然也就难以应对之后的瘟疫传播了。
而此前崇祯重建了国初的惠民医疗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医院及防疫应对组织。在几年前应对了西北地区鼠疫传播之后，依托于国家卫生防疫组织，加上军队及地方上的配合，总算是成功的把地区性瘟疫传播限制在了一定区域内，也因此获得了朝野上下的认可。
拯灾应急救援委员会自然也就把灾区的卫生防疫这块工作纳入了管理，在地方上历练过的夏允彝自然不会忽略这一块的工作。事实上在崇祯向他询问之前，他已经同吴有性等医学专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对于皇帝的提问自然是面面俱到，并无什么遗漏之处。
这场谈话让崇祯稍稍放心了不少，至少从夏允彝的回答中，他能够了解即便京城的各系官员斗争不断，起码拯灾委员会的工作还是井井有条的。
两人的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朱由检看了一眼墙角的自摆钟，便对着吕琦吩咐道：“居然已经过了午时，去传膳吧，再加一副餐具。”
已经习惯了和崇祯一起用工作餐然后继续谈事的夏允彝也不推辞，不过在等待传膳的空隙中，在这以往的闲聊时间中，今日的夏允彝却一脸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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