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普顿时恼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辈心术已坏，焉能进入仕途。陛下此举不妥，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
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张瑞图也微微颔首，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败坏了士人的名誉。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但是现在吗，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言，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术不正之辈，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吏胥是恶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实的贪官。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谈何教化万民？”
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崇祯所说的道理，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关于吏胥的问题，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就说过：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都难。
而苏辙也说过，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
«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样要吃赃。
王安石改革时，才给在中央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无前途可言，又没有人能监督，除了日夜谋划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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