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老王和廖大亨已经领着若干亲贵高官趋步上前参拜。朱平槿一眼便看见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原来还活着！
朱平槿叫了朱平樻的名字，让他上前说话。朱平樻正从地上奋力爬起，朱平槿的老婆已经抢先开口了：“郑总理，重庆的事情结了？”
廖大亨身后的蜀王府右长史郑安民瞧瞧朱平槿两口子的脸色，然后在官丛中深深一鞠道：
“臣幸不辱使命！”
……
重庆府，这个长江上游以商贸物流手工业立足的大城市，这个山多土少法定赋税却超过成都一倍半的大城市，终于彻底落入了朱平槿的囊中。
佛家说，怎么来的，还会怎么去。
权贵们依托于权利而攫取的巨额财富，转眼间就因权利的反目而彻底丧失。
为了彻底撕开目标人物之间因利益纠缠而形成的攻守同盟，重庆专案组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最后终于接受了江鼎镇的建议，实施“全民检举”。
全民检举，在武则天手下酷吏周兴、来俊臣时期，有个另外的名字，叫做 “金匮投书”。
重庆的玩法差不多。
一个个涂着朱漆的密封木箱被安放到城内城外的各个角落，只留出一道狭窄的缝隙接受检举信。
一队队武装到牙齿的护国军士兵守护这些检举箱，也守护着这些检举箱中隐藏的秘密。
为了鼓励告发，惩治包庇，专案组制定了“首告重赏、自首减免；知情不举，罪同案犯”的两手政策。
一面是用金钱和减免刑罚来诱惑知情者举报；另一面是用严刑峻法来惩处知情者包庇。
为了不让检举者有任何心理压力，专案组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故意模糊了大明律中对检举者实名制的强制要求，变相废除了“诬告反坐”的规定。只要检举者舍得抛弃一笔数额不菲的赏金，他完全可以不用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地址。
在此种种政策的全面挤压之下，重庆各色人等那些见不得人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有商家与土暴子和官军两头作生意，收购来路不明的首饰、金银、衣物和木材，向来身份可疑的人出卖粮食、盐巴与兵器；
有商家大做食盐走私，借助乌江、赤水等河流之便，向遵义和贵州的苗区运送粮盐、生铁等管制物资；
有商家利用重庆各码头需要大量人力上下物资的特点，从人身上控制挑夫背客。既把他们当作摇钱树，又利用他们来要挟货主，强买强卖，欺行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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