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徐佑已经入了门，非是那些沽名钓誉的酒囊饭袋，又问道：“春秋有三传，左氏，公羊和谷梁，徐郎君以为何人为上？”
这话问的刁钻，自古以来，春秋三传的优劣都是争议的焦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能轻易的分出好坏？
徐佑岂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淡淡反问道：“魏郎君以为呢？”
“三传各有其长，各有其短，若非要一较高下，自然以《春秋左氏传》为上！”
“愿闻其详！”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三者皆取其长，而弃其短，《左传》记事比《春秋》多了二十六年，既注疏了《春秋》的经义，也补充了《春秋》未尽的史料，更订正了些许经文里的谬误，仅以此论，远胜公谷二传！”
这倒不失公允之论，但辩诘就是如此，对与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依仗口舌之利和满腹学识，将对方的言论驳倒，让自己的言论站稳脚跟。
徐佑摇头道：“郎君此言差矣！左传虽然详于记事，可公羊、谷梁详于诂经，三者侧重不同，以你之间来分高下，未免太过儿戏。正如去年扬州大熟，仰赖风调雨顺之功，那是风功劳大，还是雨功劳大呢？”
此言一出，众皆哄笑，魏无忌不敢再轻视徐佑，手指轻叩掌心，稳住情绪，将徐佑的话原路奉还，道：“愿闻其详！”
“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事则不然，要有始有终，所以左氏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其义。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记述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记述其事。因此，西汉诸多博士曾说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最得春秋真意，正是这般的道理！”
自从唯物主义辩证法从逻辑学里被提炼出来之后，所有的辩论都可以从中找到破解的法门，不管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还是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只要掌握对立统一的这个核心规律，无论是儒、道从名家学到的名辩术，还是佛门的因明学，都不值一提。
中西几千年后的巨大差距，根本原因是逻辑学的差距，徐佑自认经史子集未必就比这些饱学之士厉害，但他有两个无人能及的优点：一、学问是不断发展的，对经史子集的认知和注解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和修缮，他有后世无数大师们研究出来的知识点，只需挑前圣先贤们的谬误之处，就完全可以震住像魏无忌他们这样的徒子徒孙；二、他恰巧掌握了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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