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香港，墙上能拧出水。
延中代表处开业的第二个月，夏瑾做成了第一单生意——不是日本，是东南亚。新加坡一家做湿法冶金的华资厂，看了那四十多页检测数据，试着订了两吨P507，货到付款，船期两周。
货到那天，新加坡方面只回了一句话：
“数据是真的。再订二十吨。”
两吨变二十吨，代表处的传真机整整热了一天。夏瑾把订单影印件寄回延中，附了一页手写的字：
“牌子打出去了。东南亚认数据，日本认资历。东京的门，比新加坡厚，但门轴是一样的——都是生意。”
炜杰把这页纸压在玻璃板底下。
五月，他抽了三天，秘密去了趟香港。没惊动任何人，只在代表处坐了一下午，跟夏瑾把半年账从头盘到尾：窗口流水、客户名录、船期表、以及一册她亲手做的《东京商社关系图》——三共商事居中，线线连着半个日本的化工行业。
“看清楚这个。”夏瑾用红笔在三共商事上画了个圈，“他不拦你的货，他拦你的路。日本的化工业是个熟人社会，三共当了三十年介绍人，谁家的儿子在哪儿当部长，他全有数。你的货再好，没有介绍人，门都敲不开。”
“霍氏不是吗？”
“霍氏是航运的牌子，不是化工的牌子。”夏瑾摇头，“到了化工这层楼，霍伯伯的面子，只能带你进大堂，进不了包间。”
“那谁能带进包间？”
夏瑾笑了：“能让三共棋输的人。这个人，我已经在找了。”
六月初，棋来了。
延中的生产计划刚排到三季度，省化工原料站的电话就打到了厂办：P507要用的一种关键中间体，没货了。
不是涨价，是没货。问原因，原料站的人也说不清，只说外省的几家生产厂，货全部被一家香港贸易公司包了，现钱提货，有多少吃多少，合同签到年底。
炜杰让小杜去查。三天，结果回来了：那家香港公司，注册不到四个月，注册资本薄得像纸，背后股东绕了三层——最上一层，是一家东京的咨询公司。
“背阴棋。”炜杰盯着调查报告，想起霍禹的话，“他在釜底抽薪。十月的船要开，他就让你的锅里没米。到时候交流会开在东京，我们空着手去，说什么都是笑话。”
厂里开了紧急会。有人主张打官司，告那家香港公司囤积居奇，有人主张找外贸口告状。炜杰都摇头——远水解不了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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