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就这么定了。”
挂了电话，炜杰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厂区里柳树抽芽了，新厂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地响，一声一声，像给谁数着拍子。
他想起那三个撕掉的纸团——“案件往来函”。
如今案件归档了。往后往香港、往东京的信，名目总算可以换一换了。
离赴日还有大半年，筹备的事一样一样摆上了桌。
第一件事是资料。夏瑾从香港寄来一只木箱，全是三共商事三十年来的公开材料：年报、行业名录、剪报。炜杰带着两个年轻干事，一条一条录成卡片，录了两个星期。录到一九六八年的那一页，干事念出声来：“三共商事，昭和四十三年，增资扩股，新增业务：稀有矿产咨询——”
炜杰摆摆手，没让念下去。那一页，他早会背了。
第二件事是人。方鹤年挑了两个心最静的徒弟，进了对外贸易部，学日语，每天跟着广播念，念得满楼道是声。小杜从南方调回来，任贸易部的货运主管——他在大阪端过一年茶，认得日本人哪句话是客气，哪句话是刀。
第三件事，是炜守拙的。
三月末的一个傍晚，老爷子把炜杰叫到陈列馆。馆里已经闭馆，长明灯亮着。炜守拙站在拼全的合影前，递给他一样东西——那张拼全照片原件，重新裁过，裁成了便于携带的一掌大小，拿桑皮纸包着。
“带在身上。”老爷子说，“到了东京，不用拿出来。你心里有它，就够了。”
“爹，我是去谈生意的。”
“谈生意更要带着。”炜守拙看着他，“让人家看清楚——当年他们从雪里偷走的东西，如今站着的那个人，替他们记着呢。”
四月，东京。
三共商事那幢老楼的顶层，森田一郎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行业圈里流传的那张合影——翻拍得很模糊，但左端那个年轻人的脸，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他的父亲，二十八岁，站在一群中国地质队员的中间。
另一样，是一张名片的复印件，随货轮航线带过来的。名片上没有头衔，只有一句话：
“戏楼还开着没有。——延中实业，炜杰。”
老人在窗前站了很久很久。楼下，老楼的门楣上，那块旧匾被春风掀起一角。
他转过身，对垂手候在一边的秘书说：
“备茶。”
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再查查，这位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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