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二，夏瑾到了县城。
她是坐慢车来的，车到县城站已经是下午。炜杰去接站，远远地就看见她——米色风衣，一只旧皮箱，从人流里出来，步子不快，眼睛却在站台上扫了一圈。
“有人跟吗？”炜杰接过箱子，低声问。
“省城换车的时候甩掉一个。”夏瑾说得轻描淡写，“皮夹克，四十来岁，省城牌照的吉普。手法一般，就是不死心。”
炜杰的心沉了一下——开馆第四天那个怪人，果然还没走。
“先回家。”他说，“箱子给我，你空着手走。咱们分头走，巷子口见。”
二十分钟后，夏瑾坐在了炜家的堂屋里。炜守拙给她沏了茶，自己搬个马扎坐在门边，不声不响，像一截老树。
“查清楚了。”夏瑾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摊在桌上，“温启明这条线，从上往下数。最上头，衡安投资，往下，温启明，出面办事的，再往下——伊藤博光，日籍，衡安当年那百分之三十外资股份的实际持有人。”
她拈起第一张纸——一张复印件，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查询件。
“伊藤博光，名义上是独立的贸易商。但我顺着他的船务往来查了半年，他的每一条线，最后都汇到同一个地方。”
第二张纸。一张名片，日文，边角磨圆了，像在人兜里装了很多年。
“三共商事，东京。”夏瑾说，“伊藤博光的名义雇主。”
堂屋里很静。炜守拙端着茶缸的手，停在半空。
“三共商事现在还在。”夏瑾一字一字地说，“社长——森田一郎。”
她把最后一张纸推过来，是一份日文报纸的剪页，配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穿深色西装的老人站在一幢老楼的门口，楼门楣上，一块旧匾。
“森田一郎，今年六十八岁。三共商事是家族生意，传到他是第二代。他的父亲，森田重光——”夏瑾抬眼看着炜杰，“六十年代常驻北京，名义上是商社驻在员。”
驻在员。
这三个字像一根针，扎进炜杰的脑子里。他想起石青山的叮嘱，想起陈列馆里那张假合影，想起电话里那句“三年之内，不问，不查”。他把脸上的动静压下去，只问了一句：
“证据链呢？从衡安到森田，中间每一环，都有凭证吗？”
“有。”夏瑾把布包里的东西理成一列，“温启明的资金流水，香港这边的影印件，伊藤博光的股权代持文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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