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检察院的起诉书，是在十二月初送达县看守所的。
白建功案，正式移送起诉。
陆则明从办案机关抄回来的罪名清单，摊在桌上长长一列：六六年瞒报国家矿产储量、九零年故意杀人（未遂）、九一至九四年多次妨害作证、指使销毁国家档案、受贿、滥用职权……数罪并罚，起诉意见书上的量刑建议是——死刑。
“死刑。”秦志刚捏着那份复印件，手指关节发白，“省里好几年没判过死刑的干部案子了。这一个，是往从严从重里办的。”
“从严从重，不是因为他官大。”炜杰说，“是因为他这一条线，从六六年拉到九四年，二十八年，碰一次查一次，次次都能金蝉脱壳——不严办，对不起这二十八年里每一个被他按进水里的人。”
……
开庭前，按程序有一次庭前会议。
炜杰以被害人家属（炜守拙）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到场。老爷子本来执意要亲自来，被炜杰按住了：“爸，您坐在旁听席上就行。今天说话的地方，让儿子来。”
庭前会议上，白建功第一次开口。
隔着几米远，这个戴了半辈子干部帽的男人穿着囚服，头发剃得很短，人清瘦了一圈，可腰背还是挺的。他的代理律师念完管辖异议和回避申请——都被驳回了——白建功自己开了口，声音不高，吐字很慢：
“我有几句话，想在开庭前说清楚。”
审判长点点头：“讲。”
“起诉书上的第一条，一九六六年，瞒报储量。”白建功缓缓地说，“一九六六年，是什么年月？运动年月。勘探队上山，是带着政治任务上的山。那时候的报告怎么写，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时代的写法。我今天认，明天认，死了也认——可有一点我不认：那年月写报告的人千千万，为什么今天受审的是我白建功一个人？”
“一九九零年，货运单的事。”他的声音平得可怕，“我承认下过指令。可我下指令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保护档案、转移档案，不是什么杀人。车走哪条路，是司机的事，车翻不翻，是老天爷的事。把一笔转移档案的账，记成杀人的账——这个账，我不认。”
旁听席上一片压抑的骚动。
炜杰坐在代理人席上，一动不动地听着。
好一个白建功。都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那套打法的底子——不跟你争事实，跟你争记法。事实一条条都在，赖不掉，可只要把这个记法搅浑，把杀人记成转移档案，把瞒报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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