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合上信纸坐在值班室里发了很久的呆。炉火烧得旺旺的，但手心始终是凉的。郭胜豪经过门口探头看了他一眼，见他脸色不对没敢打扰，轻手轻脚地走开了。薛朗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这封信——他占据了这个身体的皮囊，但原身的故事他几乎一无所知，记忆像是被刮花的唱片，只能断断续续地放出几段模糊的声响。
那天晚上他找王宗汉单独聊了会儿。王宗汉听完事情经过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掏了根烟点上，吸了两口才说：“你这个情况吧，我也说不准该怎么弄。但有个事儿我觉得是肯定的——那当妈的担心了快一年了，你不管觉得自己是不是她儿子，这封信你得回。至少让她知道你还活着。“
薛朗在黑暗中坐了半晌，窗外的雪光把值班室映出一层幽幽的冷白。他最终点了点头，摸出钢笔和信纸，在台灯下摊开。
信他写得很慢。开头艰难地写了“母亲“两个字，然后搁了笔，反复斟酌措辞。他不能写太多细节因为根本不知道原身跟母亲的相处模式，但又不能太疏离怕让对方察觉异常。最后他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写法：说自己工作繁忙通信不便，身体康健不必挂念，哨所条件尚可同事照顾周全，并问了家里情况和枇杷树的近况——记忆中那棵枇杷树是最鲜活的画面，他赌对方看到这个细节就会相信信出自儿子之手。
信写完的时候已经深夜了。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贴了邮票，在收件人地址栏端端正正地抄下那个广东某市的地址。做完这一切他把信封压在桌子正中，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打在脸上，他深深吸了口气又慢慢呼出来。
那棵枇杷树他从未见过。但他写了它，替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给它浇了水的。
十二月初，军部一份正式的调令文书送到了哨所。文书装在一个大号的牛皮纸信封里，封口盖着红章。钟启东拆开看了之后没说话，把文件递给薛朗。
薛朗接过来扫了一遍，目光在最关键的几行字上停住了——“鉴于薛朗同志在边防文学创作领域的突出表现，经总政治部文化部推荐、军分区批准，拟于1979年12月底将薛朗同志调至喀什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从事专职文艺创作与宣传报道。“
调令。
薛朗握着那张纸，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他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天天盼着这种东西——一纸调令把他从四千米海拔的苦寒之地拉出去，拉到任何一个海拔低于一千米的地方都行。可现在这纸调令真的攥在手里了，他却没有半点欢喜的感觉。胸膛里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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