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道理：写真人真事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故意煽情，因为事情本身已经够重了，文字只要稳稳地托住它就行，抬得太高了反而会掉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让笔端的力道跟事实本身的重量匹配，不欠也不过。
八月下旬刮了一场大风。风从西北方向来，裹着戈壁滩上的沙土直扑哨所，打得窗户噼啪作响，院子里晾着的衣服被卷到了半空中，周海追了两条裤衩回来，嘴里骂骂咧咧。薛朗把窗户关严了，但还是能从窗框的缝隙里听见风呼啸的声音，尖利而绵长，像一把钝刀子在玻璃上反复地拉。
这种风薛朗在冬天经历过很多次，但夏天的风不同，带着燥热的土腥味，不冷，可刮在脸上有一种砂纸打磨的粗糙感。巡逻队那天改成了室内待命，刘卫国说不安全，风太大看不远，容易出事。战士们窝在宿舍里打牌下棋，郭胜豪跟王宗汉下象棋，被王宗汉连杀三盘，输得差点掀棋盘。
薛朗坐在值班室继续改稿子。大风的声音在头顶盘旋，但他渐渐习惯了把它当作背景音，笔尖在纸上行走的时候不受干扰。他今天写到“枪声“那一章里郭胜豪中弹的段落，把最初的草稿拿出来重新打磨。他删掉了一些过于情绪化的描写，比如“血把雪地染红了“这种，换成了更克制的“棉衣被渐渐染红，那孩子趴在马背上一动不动“。改完之后他觉得文字里那种沉甸甸的静比原来的冲击力更强了。
风刮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风势减弱，开门一看，院子里铺了一层薄薄的黄沙，台阶上的青灰色水泥被覆成了土黄色。郭胜豪第一个抄起扫帚扫院子，薛朗端着水杯站在门口看他扫地的背影，风停下来之后的高原有一种奇异的安静，耳朵里嗡嗡的余韵还在，但外面的世界像是被那场风洗过一遍，所有东西的颜色都浅了一层。
九月一号那天，哨所来了个意想不到的人。一辆绿色吉普车从公路那头开过来，稳稳停在哨所门口，车门开了，先迈出一条穿了皮鞋的腿，然后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弯腰钻出来。他个头不高，穿着浅灰色的确良衬衫，手里夹着一只公文包，环顾四周的时候目光透着一股写字的文气。
“是薛朗同志吗？“他朝站在门口的薛朗伸出手，“我是李建国。总政治部《边疆文艺》的编辑。正好到南疆出差，特意绕道过来看看你。“
薛朗愣住了。他幻想过很多次跟这位编辑通信的场景，但从没想过人家会亲自跑到海拔四千米的哨所里来。他赶紧握了手，把人往屋里让。李建国跨进值班室的门，环视了一圈——煤炉、木桌、绿酒瓶、旧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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