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10日，上海码头。
船靠岸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黄浦江上的风又湿又冷，钻进脖子里跟刀子似的。李宇轩裹了裹军大衣，跟在大队长身后走下跳板。大队长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子不紧不慢，好像他不是从日本回来，而是刚从对门的茶馆散完步。戴笠走在最后，两只手拎着纸箱子，箱子里装着日本土产——几把扇子，两盒点心，还有一套和服。李宇轩瞄了一眼，日本人送礼也抠门，这么大的人物去了，就给这点东西？但他没说出口，因为大队长的侍从副官不该操心这个。
码头上接船的人不多。宋子文派了个代表，穿着灰中山装，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大队长跟他握了握手，没说几句话就上了车。李宇轩跟着钻进后座，戴笠把纸箱子塞进后备箱，小跑着坐进副驾驶。
李宇轩靠在座椅上，把领口松了松，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终于回来了。日本那地方，干净是真干净，礼貌是真礼貌，可他待着浑身不自在。不是人家不好，是心里那口气不顺。他在日本那些天，每天跟着大队长进进出出，见了一堆穿军装的日本人——田中义一、白川义则、头山满。那些人笑起来客客气气，可李宇轩总觉得他们的笑像刀片子，刮得人后背发凉。
车子进了租界，在一栋小洋楼前停下来。大队长下了车，对李宇轩说了句“早点休息”，就上楼了。李宇轩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
接下来的二十来天，大队长住在上海，忙着筹备婚事。每天早出晚归，脸上的表情一天比一天柔和。李宇轩有一次去送文件，推门进去，看见大队长站在穿衣镜前试领结。白衬衫，黑礼服，领结打了拆，拆了打，反复了三四遍。桌上还摆着两盒名片，烫金的，印着“大队长”三个字。李宇轩把文件放下，悄悄退了出去，带上门的时候听见大队长在哼一首曲子，没听清是什么调，但跑得挺厉害。
戴笠从走廊那头过来，凑近李宇轩，压低声音：“旅长，校长这几天心情好像特别好。”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你这不是废话吗？要娶老婆了，能不好吗？”
戴笠嘿嘿一笑，又问：“那咱们要不要准备点什么贺礼？”
李宇轩想了想：“你看着办。别太贵，也别太便宜。别太显眼，也别太寒酸。”
戴笠应了一声，转身去了。李宇轩靠在走廊柱子上，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散开。
12月1日，上海大华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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